<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碑文的內(nèi)容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們有的為紀功，有的為記事，有的為宗教，有的為契約。立碑的目的不同，所立的碑自然是不同的。從碑文性質(zhì)上講，碑刻可分成：功德碑，即表彰帝王將相、官員的功績，或頌揚修橋鋪路、興學(xué)賑災(zāi)等公共善行的碑刻。記事碑，即記載各類事件，如建筑落成、戰(zhàn)役經(jīng)過、賜封詔書、田畝界定、契約告示等。墓碑（墓志、墓表、神道碑）：前者埋于地下，后兩者則立于墓前或神道兩側(cè)，記載墓主信息及功德，便于后世辨識祭掃。題詠題名碑即指文人墨客的詩詞游記、題名留記。如蘇州滄浪亭的《滄浪亭記碑》，或者科舉進士題名碑。圖像碑，即以刻圖為主，兼具文字，如地圖碑（禹跡圖）、天文圖碑、河圖洛書碑、耕織圖、圣跡圖等。宗教碑：如造像記、寺觀賜額碑、經(jīng)咒碑、道場記事碑等。比如東漢班固的《燕然山銘》，就是一通既記事又紀功的摩崖石刻。 </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喜歡范仲淹詩詞的人，大多都會記得他的《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fā)征夫淚。 這里就牽連到一個典故和一塊碑，嚴格意義上講，是一塊摩崖石刻。即近年來在碑帖界如雷貫耳的《封燕然山銘碑》?！斗庋嗳簧姐憽肥枪?9年東漢竇憲率領(lǐng)軍大敗北匈奴后，在燕然山（今蒙古國境內(nèi)的杭愛山）南麓勒石銘刻紀功的摩崖文字，由隨軍出征的中護軍班固撰文，宣揚了東漢與北匈奴之間最后一場大戰(zhàn)的戰(zhàn)績與漢朝的德威。后以“燕然勒功”作為建立功勛的典故，激勵后人?？吹搅诉@，大家就會懂得了范仲淹的“燕然未勒” ，其實是相當有高度的。他立志要像竇憲一樣，分明要干一悉大事。</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范仲淹的這首詞寫于宋仁宗康定元年至慶歷三年（公元1040年-1043年）間，是范仲淹在主持西北邊防、抵御西夏前線時所作。宋仁宗時期，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并連年侵宋，北宋多次大敗、邊防空虛。這位本是蘇州人的政治家，就在危急中被派往延州（今陜西延安）任陜西經(jīng)略副使兼知州。范仲淹在西北戍邊近四年，不同于在書齋想象邊塞的文人，他親身經(jīng)歷了刀光劍影、戌樓刁斗，并用一系列以“塞下秋來”開頭的《漁家傲》真實記錄了邊鎮(zhèn)勞苦，現(xiàn)存此詞便是代表作。作為江南士子，他對荒涼的塞外秋色格外敏感。作為將領(lǐng)，他既懷抱“燕然勒功”的報國志，又必須面對敵強我弱的困局，只能在“濁酒一杯家萬里”中抒發(fā)將士們壯志未酬與思念家園的矛盾。這首詞因其開創(chuàng)性的雄渾悲壯風格，打破了當時詞壇的靡靡之音。據(jù)說還曾因為風格蒼涼被歐陽修戲稱為“窮塞主”。</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還有一種碑刻叫契約碑。它是用來確立權(quán)屬、劃分界限的憑證，如地界碑、寺產(chǎn)碑、水利章程碑等。河南武陟嘉應(yīng)觀就有一通非常著名的《廟產(chǎn)碑》，也叫靈石碑。該碑清晰地記載著當年嘉應(yīng)觀占地的總面積。據(jù)說，這是觀中第五任道長交給第六任道長的明細賬。他臨終時要求今后每接替一任道長，都要為嘉應(yīng)觀擴大地盤，并將自己任內(nèi)增地的畝數(shù)統(tǒng)計清楚，交接給下一任。在對地畝數(shù)的統(tǒng)計上，要精確到絲、忽單位，然后把它刻在此碑上。立此碑時嘉應(yīng)觀總占地畝數(shù)為：八頃九十一畝一分八厘五毫一絲七忽。從而讓后人知道，原來“忽”也是一個計量單位。 還有一個看點是，該碑的石材竟然是靈璧石。輕輕一叩，聲音非常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最后我們講一講一種比較特別的碑一一一標示碑。有的只有簡單的幾個字，內(nèi)涵卻深邃無比。到過河南原陽且喜歡碑刻的朋友，大都知道這里有一通《古博浪沙碑》。碑高2.34米，寬0.82米，厚0.35米，上部篆刻“張子房擊秦處”，中部盈尺楷書“古博浪沙”四個大字，是當時的陽武縣知縣謝包京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立石拜書的。這通背就是典型的標示碑。</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說起這通碑刻立的起因，就不能不說“張良刺秦”。約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東巡途經(jīng)原陽博浪沙時，不曾想，在這里他的副車遭到了大鐵錐的伏擊，導(dǎo)致車毀人亡。盡管秦始皇躲過了一劫，但是對他的心理震撼是極具沖擊力的，馬上下令在全國范圍內(nèi)對伏擊者進行追剿。由于這次伏擊事件的組織者就是后來的“漢三杰”之一的張良。這件事在歷史上也被稱為“張良刺秦”。那么，張良為何要刺秦？這是由張良當時的身份所決定的。作為韓國貴族后裔的張良，在秦始皇下令攻滅了韓國后，張良便有了亡國之恨。張良的父親和祖父都是韓國的高官，韓國的滅亡，導(dǎo)致了張良淪為庶人，家族昔日的顯赫地位已不復(fù)存在，榮華富貴的生活也成為了過往。因此說，國恨家仇皆在的張良，與秦始皇自然成了不共戴天之勢。張良重金招募勇士，尋機在肉體上消滅秦始皇已成必然。就個人原因而言，張良本人體弱多病，無法親自上陣殺敵，只能憑借智謀和財力尋找大力士，策劃這場“斬首行動”。</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這次刺殺行動雖未成功，但對秦始皇的心理，統(tǒng)治行為，乃至秦朝的命運，其影響都是巨大的。秦始皇在統(tǒng)一六國后，自認為收盡天下兵器，可保太平。行刺事件直接擊碎了他的天下安全夢。他大為震怒的同時，下令全國搜捕十天，鬧得人心惶惶，卻最終無果。這種抓不到兇手的挫敗感，反而向天下人宣告：看似強大的秦帝國，并非無懈可擊。這次事件也直接改變了秦始皇出巡的性質(zhì)。此前是為了宣教新政，自此始則轉(zhuǎn)變?yōu)檎饝亓鶉F族、督導(dǎo)政務(wù)，巡游的軍事威懾色彩更濃。同時，刺殺事件也反映出六國舊貴族復(fù)辟浪潮暗涌，促使秦始皇更加嚴酷地鎮(zhèn)壓潛在的反對勢力。同時，也讓秦朝暴政壓迫下的人們，尤其是六國的貴族的后裔，于黑暗中看到了一絲亮光，使他們認識到貌似強大的秦王朝并非無懈可擊，于是增強了自己抗爭的勇氣。清康熙元年（1662年），浙江永嘉人謝包京來陽武任知縣，出于對張良的仰慕，任職的第二年便用自己的俸銀在陽武（今天的原陽）城東門外官道旁立碑一通，并親書“古博浪沙”4個大字。這就是現(xiàn)存的《古博浪沙碑》的來由。</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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