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氏第一個宰相

鄭小良

鄭氏第一個宰相鄭小良滄州才俊少年春，五度攀援五度塵。桑樂十篇諛媚色，婦娘一扮笑奸臣。詩中空有丈夫志，刀下難全軟骨人。莫道時危無節(jié)士，風霜不改是真身。 滄州的土地上，曾走出過一位鄭姓宰相。他是鄭氏家族在唐朝政治舞臺上的第一位宰相，卻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結(jié)局悲慘的人物。他叫鄭愔。鄭愔這個名字，在今天已經(jīng)鮮為人知。即便在鄭氏家族的歷史敘述中，他也常常被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原因無他——這位宰相的結(jié)局實在不夠光彩：因參與叛亂事敗伏誅，連累家族蒙羞。然而，若我們愿意放下道德的審判，平心靜氣地走進那個動蕩的年代，或許會發(fā)現(xiàn)：鄭愔的悲劇，不只是一個人的墮落史，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鄭愔出身滄州鄭氏，父親鄭玄升官至衛(wèi)州刺史，算得上官宦世家。他十七歲便舉進士，少年得志，才華橫溢。從《全唐詩》中留存的二十九首詩作來看，鄭愔的文才絕非浪得虛名：海蟬云無葉，山春雪作花。丈夫期報主，萬里獨辭家。這樣的詩句，意境深遠，格調(diào)不俗，放在初唐詩人中亦不遜色。然而有才華的人，未必有風骨。鄭愔的一生，是一部不斷“依附”的歷史。他初入官場，依附的是酷吏來俊臣；來俊臣被誅后，轉(zhuǎn)附張易之兄弟；張易之倒臺，又依附武三思；武三思死后，再附韋后；韋氏敗落，最后竟依附譙王李重福謀反，直至身死族滅。五次轉(zhuǎn)身，五次依附，每一次都精準地站在了即將傾覆的一邊。這樣的政治嗅覺，堪稱“精準踩雷”的典范。當時民間有諺語說“崔、冉、鄭，亂時政”，鄭愔赫然在列。他與冉祖雍等人因貪贓枉法、傾附權(quán)貴而被輿論所鄙，史料稱其“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讀到這里，你或許會問：這樣的人，有什么值得書寫的？因為鄭愔的故事，恰恰揭示了古代士人最深的困境——在動蕩的政局中，一個沒有背景、沒有靠山的文人，究竟該如何自處？這不是為鄭愔開脫。他選擇依附來俊臣這樣的酷吏，選擇為韋后寫作《桑條樂詞》這樣的諂媚之作，選擇參與叛亂，這些行為的性質(zhì)無可辯駁。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武周至唐中宗時期的二十余年間，政局之動蕩、權(quán)力更迭之頻繁，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在那樣一個“朝為座上客，暮為階下囚”的時代，趨利避害幾乎是人的本能。鄭愔的悲劇在于，他太聰明，又太軟弱。他的才華足以讓他看見權(quán)力的風口，卻沒有給他足夠的定力去抵御誘惑；他的文采足以讓他成為時代的記錄者，卻沒有給他足夠的勇氣去成為時代的守護者。對比他筆下的詩句——“丈夫期報主，萬里獨辭家”——那個曾經(jīng)意氣風發(fā)的少年，與后來那個“著婦人服、匿車中”被擒的狼狽身影，形成了何等刺目的反差。鄭愔最終以最不體面的方式退出了歷史舞臺。景云元年，他勾結(jié)譙王李重福謀反，事敗后穿著女裝躲在車中，被中書侍郎張說抓獲殺死。這個畫面充滿了諷刺感：一個以依附權(quán)貴起家的文人，最終連死都死得如此委瑣。或許，這正是歷史給我們的警示：風骨不是用來標榜的，而是用來在關(guān)鍵時刻守住的。失去了風骨，再華麗的文采也不過是隨風飄散的塵埃。鄭愔是鄭氏家族的第一位宰相，卻不是后人引以為傲的那一位。他的故事被記載在史書的角落里，偶爾被翻出，更多是被遺忘。這樣的遺忘，對于一個曾位極人臣的人來說，或許是比伏誅更徹底的消亡。然而，作為后人，我們在評判鄭愔的同時，也不妨問一問自己：如果身處那樣一個朝不保夕的時代，我們能否做得更好？歷史的意義，或許正在于此——不僅讓我們看見光明，也讓我們直面黑暗；不僅讓我們景仰那些挺直脊梁的人，也讓我們警惕那些在權(quán)力面前彎曲的靈魂。鄭愔的一生，是一面鏡子，照見了人性的軟弱，也照見了那個時代的瘋狂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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