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橋兒溝的方向</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去年10月、12月，在西延高鐵開通之前和之后，我先后兩次避開熙熙攘攘的人群，前往延安城東的橋兒溝參觀。今年春運頭一天，我與人民鐵道報記者徐昭等，又去了那個躺臥在青山懷抱中的古樸寧靜的村落。橋兒溝，是八十余年前魯迅藝術文學院的所在地，也是一代文藝青年尋路、辨路、最終錨定航向的精神坐標。那片由東山、西山連接起來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孔窯洞、每一棵高大的槐柳下，都藏著1942年那個初夏，中國文藝破除迷霧、校正方向的深刻變革。</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駐足于魯藝舊址的天主教堂前，行走在依山而建的青磚黛瓦間，那些當年的窯洞、教室、宿舍、操場、水井、菜園……依舊保留著八十多年前的模樣?；夷鄩γ?、磚石小路歷經(jīng)風雨的侵蝕，已褪去了昔日的顏色，卻沉淀出厚重的時代質感；窯洞窗欞上的木格紋路清晰依舊，似乎還能看見當年的青年學子伏案創(chuàng)作、激烈研討的身影；簡陋的露天劇場、黃土臺塬平整開闊，曾回蕩過黃河大合唱的歌聲，也曾回蕩過一場場思想碰撞的爭論。當年，在民族危亡的抗戰(zhàn)歲月，從全國各地匯聚在這里的文化精英，懷抱救國理想，渴望以文藝為刃、以筆墨為炬，喚醒民眾、鼓舞抗戰(zhàn)。可鮮為人知的是，在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這片土地也曾深陷思想迷霧，在理想與迷茫、小我與大我、精英與大眾的拉扯中徘徊摸索，甚至爆發(fā)過持續(xù)、公開、尖銳的思想對立與路線斗爭。</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穿行在一排排樸舊的窯洞和嶄新的展廳之間，那些林林總總的泛黃手稿、樂譜、黑白影像、文獻檔案，清晰復原出座談會前之魯藝，乃至整個延安文藝界的歷史面貌，讓那段鮮被細說的真實的思想史變得具體可感、觸目可及。彼時的魯藝，出身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受過西式現(xiàn)代教育與精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如周揚、丁玲、艾青、蕭軍、羅烽、舒群等一大批成名人仕，之所以沖破封鎖、奔赴延安，本意是追求光明、投身革命、救亡圖存，但其長期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藝術觀、自由主義思想、精英審美體系，與延安之革命現(xiàn)實、工農(nóng)兵立場、群眾文化需求卻存在著天然的隔閡。1940至1942年春夏，正是抗戰(zhàn)最艱苦、根據(jù)地物資最匱乏、斗爭最尖銳的時期，而魯藝內部卻悄然滋生、公開蔓延著一系列思潮，形成激烈的路線拉扯，成為必須直面、必須解決的突出問題。</p><p class="ql-block">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兩年，魯藝的辦學與創(chuàng)作主導思路是“正規(guī)化、專門化、關門提高”。這一思路的初衷是提升藝術水準，但卻在實踐中逐漸演變?yōu)槊撾x群眾、脫離斗爭、脫離現(xiàn)實的文藝精英主義。當時，魯藝的課程設置全盤對標都市專業(yè)藝術院校，重西洋體系、輕民間傳統(tǒng)，重技巧訓練、輕思想立場。學校系統(tǒng)講授西洋油畫、西方戲劇理論、古典芭蕾、西洋和聲對位，大量排演契訶夫、托爾斯泰、莎士比亞的外國劇目。學員每日埋頭琴房、畫室、排練廳，反復打磨純技術、純形式的藝術功底，卻極少下鄉(xiāng)、極少參戰(zhàn)、極少接觸基層軍民的真實生活。</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由此，出現(xiàn)了極具諷刺意味的真實場景：橋兒溝的陜北老鄉(xiāng)，日日看著這些身穿軍裝、精神昂揚的文藝青年，卻看不懂他們的藝術、聽不懂他們的歌聲、讀不懂他們的文字。魯藝大禮堂常常閉門演出，內部師生看得沉醉入迷，門外聞訊趕來的老鄉(xiāng)踮腳旁聽，最終只能茫然散去。當?shù)厝罕姌銓嵉脑u價是：你們的戲，洋得很，也遠得很，跟咱莊稼人沒關系。如魯藝精心排演的大型西洋話劇《欽差大臣》《偽君子》，舞臺道具精致、表演技法純熟，在校內廣受捧揚，但基層干部、普通戰(zhàn)士、陜北農(nóng)民看完卻反應冷淡，一頭霧水，既看不到抗戰(zhàn)現(xiàn)實，也得不到精神鼓舞。同時期，魯藝師生創(chuàng)作的大量詩歌、小說、散文，語言歐化、意象晦澀、情緒私人化，滿紙都是文人的孤獨、苦悶、彷徨，唯獨沒有黃土高原的粗糲、沒有前線將士的熱血、沒有根據(jù)地百姓的堅韌，文藝與人民、與革命、與抗戰(zhàn)，形成了一道深深的壁壘。</p><p class="ql-block">在“關門提高”的氛圍里，“藝術至上、文藝獨立、超階級文藝”在魯藝形成一種公開的思潮。不少骨干文藝工作者公開主張：藝術即是目的本身，不應依附政治、不應服務革命、不應承擔宣傳使命；文藝只忠于審美、忠于自我、忠于人性，不應被立場、任務、時代約束。這一思想最直接的外化，就是回避寫光明、熱衷寫陰暗、放大寫瑕疵、放大寫矛盾。</p><p class="ql-block">1941年前后，延安整體環(huán)境艱苦，物資極度短缺，生活供給統(tǒng)一簡陋。少數(shù)崗位因工作需要，存在騎馬、多點一盞油燈、窗戶鑲玻璃、辦公紙筆稍充足等一些差異。這本是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分工不同、任務不同造成的正常差別。但在部分作家眼中，這些細微差異被無限放大、刻意渲染、情緒化解讀，被包裝成“延安不平等”“革命有等級”的“黑暗現(xiàn)實”。當時，延安報刊、墻報、文藝園地涌現(xiàn)出大量片面批判、消極暴露、刻意解構的作品。魯藝內部形成觀點對立、派系辯論：一部分人堅持“革命文藝必須服務抗戰(zhàn)、歌頌光明、凝聚力量”；另一部分人則堅持“文藝的天職是批判、揭露、反思，不能唱贊歌、不能配合政治”。兩派長期爭論不休，校園思想氛圍紛亂游離，沒有統(tǒng)一標準、統(tǒng)一方向、統(tǒng)一立場。</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若要論1942年春夏延安文藝界最具代表性、最尖銳、最轟動的思想現(xiàn)象，必然繞不開蕭軍、羅烽、丁玲、王實味等一連串真實、具體、影響深遠的人物與事件。</p><p class="ql-block">蕭軍作為東北流亡作家、知名左翼文化人仕，奔赴延安后備受尊重，卻堅持極端文藝自由主義。他公開主張：作家不應受任何組織約束、不應服從任何集體立場，寫作只服從真理與良心，任何人、任何組織都無權干預文藝創(chuàng)作。在文藝座談會前期征求意見、分組座談時，蕭軍多次當眾發(fā)表尖銳出格言論。他直言延安“空氣壓抑文人”“不夠尊重創(chuàng)作自由”，放大整風過程中的問題，否定組織原則、否定集體紀律、否定文藝的革命屬性。座談會前夕，蕭軍甚至公開表態(tài)：自己“不愿做聽話的文藝工具”，主張文藝完全獨立于政治之外。這些言論在魯藝青年學員中影響極大。</p><p class="ql-block">同一時期，東北作家群代表羅烽、舒群在魯藝發(fā)表系列文章與演講，宣揚文藝非功利、超時代、超政治的觀點。羅烽公開發(fā)表《還是雜文的時代》等言論，照搬國統(tǒng)區(qū)都市雜文批判范式，把舊的批判邏輯不加區(qū)分地套用在革命根據(jù)地。他認為：只要有制度、有組織、有紀律，就必然有弊病、有黑暗、有壓制，文藝的任務就是永遠批判、永遠揭露，不能贊美、不能配合、不能服務。這套理論影響了大批文藝青年，讓很多人形成一種認知：寫光明就是粉飾，講奉獻就是盲從，服務群眾就是降格，唯有挑剔、質疑、揭露、否定，才是“真正的文學”。</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1942年3月8日，丁玲在《解放日報》發(fā)表《三八節(jié)有感》，成為座談會前最具爭議、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代表性文章之一。文章本意談女性處境，但卻在整體昂揚向上、艱苦奮斗的根據(jù)地氛圍中，放大委屈、不公，渲染延安生活的壓抑感、束縛感、落差感，弱化革命大局、犧牲意義、時代使命。文章一經(jīng)刊發(fā)，立刻在魯藝乃至全延安引發(fā)劇烈爭議。支持者認為是“敢說真話”，反對者認為是“散布消極情緒、挑撥情緒對立、放大內部矛盾、消解革命斗志”。這篇文章典型體現(xiàn)了當時文藝界的通?。赫驹谛≠Y產(chǎn)階級個人立場審視革命根據(jù)地，用個體情緒替代集體大局，用局部瑕疵否定整體光明。</p><p class="ql-block">如果說丁玲、蕭軍、羅烽的言論是思潮偏差，那么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就是5·23座談會之前延安文藝思想、文藝路線跑偏的最極端、最典型樣本，也是倒逼文藝路線整頓的直接導火索。</p><p class="ql-block">王實味時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常往來橋兒溝、深度影響魯藝青年。1942年3月，他連續(xù)發(fā)表《野百合花》系列雜文，截取根據(jù)地生活中的細微差異、個別矛盾、偶然問題，刻意渲染“大人物忙享樂、小人物多苦難”“青年壓抑、干部疏離”等情緒，把戰(zhàn)時艱苦分工視為階層對立，把集體奮斗環(huán)境視為冷漠不公，把革命隊伍視為等級森嚴、人情淡漠。文字犀利煽情、極具蠱惑性，精準擊中部分文藝青年的個人主義情緒?！兑鞍俸匣ā芬怀觯杆僭隰斔囆@傳抄瘋轉，很多青年學子陷入迷茫、抱怨、消極、對立情緒，把革命集體當對立面，把組織紀律當枷鎖，把艱苦奮斗當不公。文藝不再凝聚人心，而是撕裂情緒、制造對立、渙散斗志。</p><p class="ql-block">至此，1942年春夏的延安文藝界亂象，已經(jīng)不再是簡單的認知偏差、技法問題、審美分歧，而是文藝立場、服務對象、價值取向、道路方向的根本性混亂：文藝到底為誰寫？寫什么？站在誰的立場？承擔什么使命？</p><p class="ql-block">正是在這種思潮涌迭、爭論不休、方向迷失的危急關口，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歷經(jīng)多次討論、辨析、交鋒，最終以5月23日的總結講話一錘定音，徹底廓清迷霧、終結紛爭、校準航向。會議一針見血指出所有亂象的總病根：文藝工作者脫離人民、脫離實際、脫離斗爭，立場站偏、方向走歪、腳跟懸空。從此，橋兒溝結束了幾年來的文藝迷茫與路線拉扯。魯藝學子放下精英身段、走出窯洞書齋、告別洋化教條，大規(guī)模下鄉(xiāng)入伍、扎根黃土大地、深入工農(nóng)兵生活。曾經(jīng)熱衷的西式空談、個人感傷、片面批判被徹底摒棄，為人民創(chuàng)作、為時代立言、為革命服務成為唯一正統(tǒng)、唯一方向、唯一標準。</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風氣一變，文運一新。短短數(shù)月間，魯藝創(chuàng)作面貌徹底革新?！栋酌贰缎置瞄_荒》《夫妻識字》《牛永貴掛彩》等一大批接地氣、聚民心、壯士氣、振精神的經(jīng)典作品噴涌而出，真正做到了群眾、戰(zhàn)士愛看，時代、革命急需，實現(xiàn)了文藝與人民同呼吸、與祖國共命運、與時代同進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夕陽西下，余暉灑滿橋兒溝的山川村落，溫柔的光影籠罩著魯藝的一磚一瓦?；赝@座靜默的文藝搖籃，八十余載風雨流轉，窯洞依舊、初心永存。今日行走橋兒溝，我們回望的從來不止是一座舊址、一段過往，而是一場穿越時空的思想尋路。是的，5·23座談會之前的思想混亂、路線搖擺、文藝紛爭，不是無關緊要的歷史花絮，而是中國現(xiàn)代文藝最深刻、最痛徹、最珍貴的成長陣痛。它用真實的亂象、真實的爭論、真實的教訓告訴后來者：文藝從來沒有脫離人民的高貴，沒有脫離時代的自由，沒有脫離家國的風雅。</p><p class="ql-block">風過橋兒溝，聲聲皆初心。這座藏在延安溝壑村落里的文藝圣地，永遠定格、永遠指向中國文藝最純粹、最恒久的方向——以人民為根，以時代為脈，以家國為魂。這條路，始于八十余年前那場偉大的思想撥亂反正，歷經(jīng)風雨淬煉、歲月檢驗，終將是中國文藝、中國文學永遠堅守、篤定前行的大道和正道！</p><p class="ql-block">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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