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2026年清明節(jié)日期間，和家人一起游覽了晉中平遙古城、王家大院和喬家大院。有感晉商“賈而好儒”，于是記之。</p> <p class="ql-block">喬家大院弗措學堂</p><p class="ql-block">創(chuàng)辦人喬超五（1826-1887），字朗山，號厚庵，山西祁縣喬家堡人，喬家大院“保元堂”主人，是著名晉商喬致庸的堂侄。他不僅是喬家商業(yè)家族中的一員，更是一位以科舉入仕、政績卓著、學問淵博的清代官員與學者。其人生軌跡完美詮釋了傳統(tǒng)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p><p class="ql-block">為官：勤政愛民的“父母官” 。喬超五于光緒元年（1875年）50歲時出任直隸新城縣（今河北高碑店市）知縣，雖僅在任六年，卻留下了極佳的口碑，其事跡被收錄于《新城縣志》并登上央視紀錄片《鑒史問廉》。核心政績可概括為四個方面：除惡安民，整頓吏治：上任伊始便鏟除了為害一方的巨盜謝五、許大隆。他洞察縣衙捕役與盜匪勾結(jié)的弊端，果斷啟用武孝廉另組力量，最終將惡霸正法，使“盜風頓息，民心大快”。體恤民瘼，慷慨解囊：面對水患，上級要求百姓集資修堤，他因“土瘠民貧，連遭水災(zāi)”而不忍，自捐三千兩白銀治理大清河，并親臨工地督工。又自捐五百兩修復新城與雄縣交界的危橋，便利兩縣百姓。積極救災(zāi)，智慧施策：光緒年間華北旱蝗肆虐，他創(chuàng)造性地推行 “以糧獎捕”? 政策，鼓勵百姓捕蝗換糧，有效控制了災(zāi)情。重視文教，親力親為：他常親赴書院為生員講課、批改課業(yè)，并“拔其優(yōu)者捐廉厚獎之”。曾憐才為一名因小過被取消鄉(xiāng)試資格的楊姓秀才求情，使其得以參加考試并中舉。其官聲之佳，史載離任時“百姓如失慈母，捧花香，跪道旁者，數(shù)十里不絕”。</p><p class="ql-block">治學：博學重教的儒者與藏書家。喬超五的學問與修養(yǎng)，同樣深刻影響了他的為官與齊家之道。學者本色：他自幼聰穎，“讀書過目成誦，操筆為文，即有警句驚其長者”。著有《有融齋文鈔》一卷、《詩鈔》二卷等。其學問廣博，“自經(jīng)史諸子百家以及國朝人著作，無不覽也”。醫(yī)學善行：他精通醫(yī)術(shù)，常為貧苦百姓免費診病施藥，“有求醫(yī)者，必親與診視，施以藥”。藏書成癖：辭官歸鄉(xiāng)后，他“嗜書成癖，遇善本書必購之”，收藏了大量元明刻本乃至宋版珍本，如《博古圖》、《李太白集》等。興學育人：他在喬家大院內(nèi)設(shè)立家塾（后稱“弗措學堂”），親自課教子孫。在他的培養(yǎng)下，其子喬伯謙、喬佑謙、喬尚謙，以及外孫、后來成為近代著名實業(yè)家與教育家的渠本翹，皆中舉人或進士，成就了“父子、兄弟、爺孫、舅甥同舉”的佳話。這為喬氏家族從商業(yè)巨賈向“儒商”門第的轉(zhuǎn)型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chǔ)。</p> <p class="ql-block">喬超五屬于晉商家族中的儒宦典范。喬超五的一生，是儒者理想與實干精神的結(jié)合。他為官，清正廉明、務(wù)實愛民，是傳統(tǒng)“廉吏文化”的踐行者；他為學，博覽群書、著述育人，是喬家“尊師重教”家風的奠基與發(fā)揚者。在喬致庸以商業(yè)傳奇聞名于世的同時，喬超五則以科舉功名、清廉政績和書香傳承，為喬家大院增添了另一重厚重的人文光彩，堪稱晉商家族中“學而優(yōu)則仕，仕而優(yōu)則教”的典范。</p> <p class="ql-block">超山書院：晉商捐資助學的典范</p><p class="ql-block">超山書院建在文廟之內(nèi)。平遙文廟始建于唐貞觀初年，其主建筑大成殿重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是我國現(xiàn)存各級文廟中歷史最久的殿宇，也是全國文廟中僅存的金代建筑。其核心價值可概括為“六最”：歷史最久：大成殿比北京文廟早248年，比曲阜孔廟早317年。建筑群最完整：保存了欞星門、泮池、大成殿、明倫堂、敬一亭、尊經(jīng)閣、超山書院等完整的“文”系建筑群，規(guī)制完備。塑像群規(guī)模最大：擁有國內(nèi)規(guī)格最高、規(guī)模最大的孔子及儒學先賢（四配、十哲、七十二賢）塑像群。科舉展陳最系統(tǒng)：設(shè)有中國科舉博物館，展品系統(tǒng)性強，規(guī)模為全國之最。內(nèi)有專業(yè)攝影博物館：依托平遙國際攝影大展，設(shè)立了中國唯一的專業(yè)攝影博物館。藏有唯一狀元卷：珍藏有中國1300多年科舉史上僅存的一張明代狀元趙秉忠的殿試卷。文廟歷來為縣學所在，直至清末廢科舉后，先后改為實業(yè)學校、平遙中學，是平遙千年的文脈所系。</p><p class="ql-block">超山書院位于文廟中軸線第四進院落（明倫堂與尊經(jīng)閣之間），是清代平遙官民（尤其是晉商）聯(lián)辦的書院，其興衰與晉商命運緊密相連。其發(fā)展歷程與特點如下：</p><p class="ql-block">一是晉商資本驅(qū)動。書院從籌建到運營，主要依靠平遙票號、商家的捐資。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始議，道光年間通過知縣靳廷鈺等籌募，將巨款（最終達一萬三千兩白銀）存放于全縣各商號生息，以利息維持書院日常開支，開創(chuàng)了“以商養(yǎng)學”的可持續(xù)模式。二是名儒執(zhí)掌，影響深遠。書院山長均由進士出身的學者擔任。最著名的是第六任山長徐繼畬（1856-1866年在任）。他是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qū)，著有《瀛環(huán)志略》。他主持超山書院十年，秉持“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不僅培養(yǎng)了本地學子，還吸引了祁縣、湖南等地的學生前來就學。徐繼畬后來被清廷召回，成為中國第一所近代大學“同文館”的首任總管大臣，其教育思想由此與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淵源相連。三是教育成果顯著：書院改變了平遙“只出商人，少出舉人”的風氣，使下層平民得以通過科舉晉升，為當?shù)嘏囵B(yǎng)了眾多人才。四是現(xiàn)代轉(zhuǎn)型：光緒三十年（1904年）廢科舉后，書院改為平遙高等小學堂，后演變?yōu)槠竭b中學。原址現(xiàn)為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科舉博物館，陳列大量科舉文物。</p> <p class="ql-block">超山書院是廟學商一體化的文化標本，平遙文廟與超山書院構(gòu)成了一個“廟（文廟）—學（書院/縣學）—商（晉商資本）”? 三位一體的獨特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文廟是信仰與禮制中心，象征文化的正統(tǒng)與傳承。書院是教育與學術(shù)中心，是文化再生產(chǎn)與人才培育的基地。晉商是經(jīng)濟與資本支撐，為文教事業(yè)提供了堅實的物質(zhì)保障。這一模式完美詮釋了傳統(tǒng)社會中“儒賈相濟”的理念：商人通過資助文教提升社會地位與文化認同；文教機構(gòu)則為商業(yè)社會輸送具備儒家倫理的管理人才，形成良性循環(huán)。超山書院因徐繼畬的掌教，更從一所縣級書院，躍升為連接中國傳統(tǒng)教育與近代新學、乃至與世界對話的思想橋梁，其歷史意義遠超一城一地。</p> <p class="ql-block">王家大院桂馨書院</p><p class="ql-block">桂馨書院是位于山西靈石靜升王家大院高家崖（視履堡）建筑群內(nèi)的家族書院，為王汝聰、王汝成兄弟兩家共用。作為晉商巨族“以商養(yǎng)學、儒賈相濟”的典型縮影，它不僅是王家子弟讀書修身之所，更是其家族文化傳承與精神寄托的核心載體。</p><p class="ql-block">建筑布局與寓意。書院房屋刻意建得較低，便于采光，內(nèi)部裝飾簡潔，以避免子弟“玩物喪志”，營造專心向?qū)W的環(huán)境。院內(nèi)從前至后設(shè)有三組臺階，每組三級，共九級，寓意科舉仕途“連升三級”，寄托了家族對子孫步步高升的殷切期望。書院旁設(shè)有花院（蘭芳居），供學子讀書之余休憩，體現(xiàn)了“勞逸結(jié)合”的智慧。</p><p class="ql-block">文化內(nèi)涵與教育理念?！肮疖啊敝荆骸肮疖啊痹腹鸹ㄖ?，隱喻科舉及第（蟾宮折桂）與德行芬芳（唯吾德馨）。其名寄托了家族希望文化氣息如丹桂般馨香遠播的愿景。匾額楹聯(lián)的教化：書院內(nèi)遍布富含哲理的匾額楹聯(lián)，構(gòu)成一套完整的“勸學”系統(tǒng)：“珠媚玉輝”：比喻談吐或詩文如珠玉般美好?！坝晨迸c“探酉”：“映奎”指奎星（文運之星）映照，寓意文運昌?。弧疤接稀钡涑銮厝瞬貢吹膫髡f，點明此處是探求學問之所。“汲古”與“筆鋤”：“汲古”教導學子從古代典籍中汲取營養(yǎng)；“筆鋤”則以筆為鋤，寓意勤奮耕耘學問。核心楹聯(lián)：“萬卷詩書四時苦讀一朝悟，十年寒窗三鼓燈火五更明”，直接闡述了苦讀成才的路徑。院內(nèi)裝飾強調(diào)“規(guī)圓矩方”，將國法家訓視作為人處世的準繩，維系著大家族數(shù)百年的秩序與繁榮。</p><p class="ql-block">家族教育成就。王氏家族尊師重教，成果斐然。據(jù)載，其家族曾出九位舉人、四位進士，堪稱“詩禮之族”。桂馨書院正是這一輝煌教育成果的重要孵化器。院內(nèi)藏有兩大文化瑰寶：“石書”書法石刻：共12塊24面，其上筆跡出自王家十五世王夢鵬（以孝義和書法聞名）。其子王中極將其手書勒石保存，被清代書法家翁方綱贊為“平淡高逸，無煙火氣……書家上乘”?！肮疖啊遍T額：由王家十八世、曾任湖南寶慶府知府的王肯為（號直夫）題寫，筆力遒勁，蘊含宦海感慨。</p> <p class="ql-block">晉商“儒賈之道”的微觀實踐。與喬家大院喬超五身體力行的“為官治學”、平遙超山書院“廟學商”一體化的宏觀模式不同，桂馨書院更側(cè)重于家族內(nèi)部、代際之間的文化傳承與人格塑造。它通過建筑空間、文字訓誡、藝術(shù)陳設(shè)，將“讀書明理、修身立德、科舉入仕”的儒家價值觀，潛移默化地注入每一位家族成員的成長歷程中。它不僅是書房，更是一個立體化的家教空間，生動詮釋了晉商家族為何能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因為他們深諳“積金積書，不如積德”的道理，將最寶貴的投資放在了子弟的教育與品格的鍛造上。這正是晉商文化中“賈而好儒”精神最細膩、最持久的體現(xià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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