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難忘的陳年往事之十， __摘自拙作《實話》第3節(jié)

吳勉堅（謝絕鮮花）

我的老家有這樣一句俗話，叫運氣來了門板都檔不住。是孫書記的神助之力，讓我在入黨不久即幸運地跨進武漢大學的校門。　　也許，母親那句帶有某種“宿命論”色彩的教誨確有一定道理：好心自有好報。當時，與我同期進廠的近百名青工中，我的各方面即使談不上是出類拔萃，但絕對不是低能兒。進廠幾年來，這批青工有些幸運地轉了干，還有一些則當司機、搞電工，再差一點的也干上了車工、鉗工等技術工種，我卻一直在干著各種苦力活。個中原因，應該說既簡單，又復雜。簡單即是勞動分工的需要，而復雜的則是誰能去哪個崗位，其中必然有一些緣由。而我的個性，則純屬是只知埋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更不會走父親所說的那種“歪門邪道”。為此，我只能一邊眼熱地看著身邊的同事在陸續(xù)、幸福地改變命運(當時我最羨慕的工種是當司機，因為開起汽車很神氣且能到處跑)，一邊仍然忠于職守地埋頭苦干。沒料到幸運之神插上神奇的翅膀，突然一頭扎進我的懷中：我竟然幸運地成為我家、也是我廠的第一個大學生！ （毫無疑問，跨進這所大學的校門，是自已人生中的重大轉折點。） （武漢大學的重要地標是建成于1917年的圖書館，其前身為19世紀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湖北自立學堂圖書室，現(xiàn)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我之所以老說“幸運”，其中確有緣故。 頗有意思的是，我小時上幼兒園，是縣城最重要街道辦的“解放街中心幼兒園” ，小學即為“城關一小”，然后考取的是“陽新一中”，沒想到時來運轉，讓我多年的上大學夢想成真且為湖北省赫赫有名的頭牌大學。　　1975年夏季，從省商業(yè)廳傳來一條重要喜訊：下達兩個上大學指標給葡萄糖廠，這是建廠近20年來的第一次。毋庸置疑，也就成為當時全廠近200名青工拼命爭取的目標，屬于名符其實的“百里挑一”。為此，廠黨總支決定就人選在全廠范圍進行兩輪推薦：第一輪是每個車間推薦一人，第二輪則是將六個車間的人選集中到廠部進行再推薦。我聞訊無疑高興異常，連忙從搞路線教育的農村趕回工廠報名。盡管此時孫書記已經調離，但我對此心中還是有一定的把握。因進廠以來自已已連續(xù)五年被評為廠級先進生產者，廠文藝宣傳隊為此還把我與幾位表現(xiàn)不錯的工人師傅編成歌來演唱，且是全廠為數(shù)極少的青年黨員……不料，廠新任書記與我交談之時卻讓我吃了閉門羹，稱廠里即將安排我到新的重要崗位而不許報名，盡管我再三好說歹說，他就是不開金口，便只得沮喪之極怏怏而歸。　　兩輪推薦之后一男一女的人選終于出籠，其中男的即是當年與我打賭吃元宵的王姓工友。我獲悉消息后特意找到他，在表達真誠祝賀的同時，還與他商定了一條“合作協(xié)議”：即他經常將所學的書目寄給我，并在假期回廠給予輔導(我意是想組織廠里此次未能圓大學之夢的同事一起自學，以盡量彌補此次僧多粥少的遺憾)。　　沒想到省商業(yè)廳在政審之后，將王姓工友的檔案退回。稱兩個上學指標均為武漢大學經濟系，屬于機密專業(yè)，政治面貌必須是中共黨員。而當時全廠符合這個招生條件的男青年只有我與時任動力車間主任，于是，運氣的天平便一下子傾向于我……　　也許是好事多磨，省商業(yè)廳“不能帶薪學習”的決定，幾乎又讓我的美好愿望一下子成為泡影。因為當時國家規(guī)定工齡必須滿五年才能帶薪上學，按照9月1日開學的慣例，我的工齡恰恰差半個月。然而，在1972年初父親突然去世之后，有段時間我每月30多元的工資是包括外婆、母親與妹妹全家生活的主要來源，日子甚為艱難。此間，我除在家吃晚餐之外，早中餐在廠里基本上是嚴格執(zhí)行“兩個七”的標準：即兩頓總共只花七兩飯票和七分錢菜金。一般情況下，早餐是一個饅頭和一兩稀飯，外帶兩分錢的咸菜；午餐則是四兩米飯加五分錢的素菜。有時想打打牙祭吃一小條價位一毛五的紅燒鯽魚，都需好好地惦量一下。這種困難狀況直到我妹妹參加工作之后，才有所改觀。因此，如果我放棄工資去上學，全家的生活狀況絕對是“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庇谑?，我只能作出極其痛苦的決斷，自愿放棄上學資格。廠書記聽畢就不免咆哮如雷，用手點著我的鼻子大聲吼道：我算是真正認識你吳勉堅了。當革命利益與個人利益發(fā)生沖突時，你竟然只顧個人利益，根本不要革命利益……我則無奈地應答道：真的是對不起！但這與革命利益、個人利益亳無關系。我總不能只顧自己上學，讓母親、外婆和妹妹去討飯……　　寫到這里，我決不敢說是“天佑我”，因為實在懼怕遭到天譴雷劈。此時遠在千里之外的一場巨大災難，解決了這個困擾我及廠領導的大難題。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地區(qū)突降暴雨，造成兩個大型及十幾個中型水庫潰壩，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慘重，京廣線亦被沖斷100多公里。為此，國家決定全國的大專院校統(tǒng)一推遲一個月開學。于是到1975年10月4日，我的雙腳終于幸運地跨進武漢大學襄陽分校的大門。　　所謂武漢大學襄陽分校，屬于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產物。1966年為了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教育絡線”，推進“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革命”，將武漢大學的經濟系、哲學系搬遷到此處組成分校。據(jù)說當時一些師生為反對搬遷，不惜以各種方式以死抗爭，情景十分慘烈……然而就我看來，學校地處旅游勝地“古隆中”，為三國諸葛孔明的隱居躬耕之地，風景秀麗幽靜，頗有羅貫中老先生所寫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路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的意境，不失為一處讀書做學問的絕佳之地。 （古隆中位于襄樊郊西13公里的西山環(huán)拱之中，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qū)，當年是我們在此學習早鍛煉的必到之處。） （武大襄陽分校現(xiàn)成為湖北文理學院所在地，圖中的三棟低矮的紅色樓房為我們當年的校舍。） 毫無疑問，我們作為“工農兵學員”，也是典型的時代產物。其最大的特點，是彼此之間除了學生身份之外其他方面的差異甚大：有的已到而立之年且為人父，有的則在胡茬未長、滿臉稚氣未脫的舞象之年；有的是高中畢業(yè)頗有文化功底，有的則是連簡單漢話都說不清楚的西南少數(shù)民族；有的是已在官場混過數(shù)載的領導干部，還有的則是剛剛脫掉腳下的草鞋、但頭上還扎著塊羊肚毛巾的陝北敦厚農民……　　那幾年，正逢中國的“多事之秋”，各種突如其來的重大事件猶似雨后春筍。從1975年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到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唐山大地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三大領袖逝世、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1977年的“抓綱治國”，直至1978年上半年的“洋躍進”、“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等等……時而讓人觸目驚心，時而讓人大喜大悲，更多的則是令人疑慮叢生且疲憊不堪……　　在我的印象中，由于大環(huán)境所致，當時校園內左的氛圍較濃，尤其是學校領導比較喜歡上綱上線。記得時任武大副校長兼分校校長是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據(jù)說曾當過張國燾的通訊員，因目不識丁有一次送錯信函差一點被暴怒的張國燾給槍斃。老人家衣著簡樸，為人敦厚，比較喜歡召開大會作報告，尤其是擅長在報告過程中高唱兩段紅軍歌曲。但是，他的報告最讓我們目瞪口呆的言論是：過去我們連那么多的國民黨反動派、日本鬼子都改造過來了，現(xiàn)在還怕改造不了你們這些工農兵學員？　　即使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學校仍陷入左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記得是經濟系七四級一位來自《湖北日報》姓羅的學生，曾給一位身居要職的中央領導寫信，建議應盡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以確保完成“抓綱治國”的大業(yè)……不知何故此信競被高層退回，也給這位學生帶來一系列的厄運：在全系師生大會上遭受批判，被定為“反動學生”，開除學藉并立即遣送回原單位。記得在他慘兮兮地離校時，師生們都避而遠之，只有我與他同班的一位張姓學長為其送行……在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比較悲催。由于“工人階級必須占領上層建筑”的最高指示，校園的重要活動中不時可見一些由武鋼工人組成的“工宣隊”，他們似乎擁有隨時干預學校任何事務的絕對權力…… （圖為1968年，以武鋼工人為主的工宣隊進駐武漢大學。） 當時我們經濟系所學的課目主要是馬列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其中“科學社會主義”部分中“黨的十次路線斗爭”內容必不可少，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多是帶有濃厚極左色彩的政治術語，罕見“經濟”。然而，此間我收獲最大的應該是通過比較系統(tǒng)地學習《資本論》，掌握到基本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使自己開始自覺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崇拜者。我最欽佩馬克思的罕見敬業(yè)精神與嚴謹治學態(tài)度，竟然用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時光，精心撰寫了這部無論如何評價都不會過高的經濟學巨著?！∷麖慕馄式洕鐣脑技毎唐贰⒇泿壢胧?，運用科學方法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至整個經濟社會的一般規(guī)侓，既客觀，又透徹，極科學。為此，可以如此斷言，人類社會只要還是商品經濟，貪婪且噬血的資本仍在任性地駕馭世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永遠不會過時。也不知說得對不對?我總覺得現(xiàn)代人往馬克思的身上涂抹了過濃的政治色彩，并出于各種目的打著他的旗號所倡導的各種“主義”四處泛濫，以致老人家當時就不得不半是憤怒、半是無奈地引用德國詩人海涅的話自嘲道：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還不知說得對不對?當今中國政府官員最迫切需要學習《資本論》，而不是有些領導所倡導的曾國藩(我認為曾國藩的齊家之法無可非議，但其治國之術則過于立足自保真的有待商榷)。因為在政府主導經濟的狀況下，不懂客觀經濟規(guī)律而輕率地扳動宏觀經濟的杠桿，是絕對會受到嚴厲懲罰的…… （當年懷揣著《資本論》上課的照片，可以說這本經濟學巨著伴隨我整個大學時光，也奠定了我的世界觀。） （到工廠、農村去搞教學實踐，是工農兵學員的必修課，圖為1976年春在隨縣厲山公社跟著老農學犁田。） 從一定意義上看，大學真正的“收獲季節(jié)”往往不是畢業(yè)考試，而是畢業(yè)分配，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每位學生的前途與命運。于是一到畢業(yè)前夕，師生們便開始分外忙碌起來……　　若干年后，時任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當時為經濟系黨委的副書記與我交談時，曾半真半假地說道，在畢業(yè)分配之前，由于很多學生都紛紛找他談心以“聯(lián)絡感情”，經常談話到半夜……說起我來，他不無調侃地說：只有你從來沒有找過我，每次碰面都象不認識一樣。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兩個字：淡定……　　我當時之所以如此，除了自己不善交際的秉性之外，還因為此間國家已有規(guī)定：所有帶薪學員的畢業(yè)分配，原則上是哪里來哪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潛意識中，由于能夠帶薪學習，一直對于工廠心存強烈的“知恩圖報”理念。以至每到學校放假期間，我總是只稍稍休息幾天即回到車間上班，似乎只有這樣才覺得對得起送我?guī)缴蠈W的工廠。尤其是1976年7月28日發(fā)生了唐山大地震，為了響應國家號召多生產葡萄糖支援災區(qū)，我曾經不休息地連續(xù)上了近一個月的班…… 記得在1978年春季開學不久，老廠長親自來到櫻花盛開的武昌珞珈山(1977年12月，武漢大學襄陽分校撤銷搬回總校)。其來意很清楚，就是與系里商定讓我畢業(yè)之后回廠工作。他先是征求我的意見，我則真心誠意地表態(tài)說：是廠里送我上的大學，因此我唯一的志愿就是畢業(yè)之后回廠做貢獻。老廠長聽畢頓時喜出望外，便私下透露在我回廠之后一定給以重任：或任廠政治辦公室主任，或任葡萄糖車間主任……無疑，老廠長大喜而歸。 （每到三月中旬，武大校園的1000多株櫻花會瞬間綻放，絢麗多姿，美不勝收。） 然而，臨近畢業(yè)之際，情況則發(fā)生了變化。湖北省計劃委員會向武漢大學要兩個學習中文、有一定文字功底的畢業(yè)生，學校則回復本屆經濟系學生的文字水平不亞于中文系，建議每系選招一人。經濟系知道這個消息后，想借此機會為以后的畢業(yè)生開辟一條進入省直機關的綠色通道，便選定了我。那天是兩位系領導一起找我談話，先也是征求意愿，我的回答還是回廠作貢獻。他們說回廠是一種選擇，但應有服從學校分配的思想準備。我說根據(jù)國家的規(guī)定，我必須回廠工作。他們則說盡管國家有規(guī)定，但在特殊情況下學校有權對畢業(yè)生的分配予以調劑。我見事到如此就只得說到，我家的困難狀況您們都知道，如果要重新分配請一定考慮：一是不要分配到湖北省以外的地區(qū)，二是不要去咸寧地區(qū)，三是不到大專院?！駝t，我會不服從分配隨時拿著行李回工廠……系領導見我如此態(tài)度，便說已決定將我分配到省直機關，并要求我一定要努力工作為經濟系的“榮譽”而戰(zhàn)……　　于是，我大學畢業(yè)回廠作貢獻的真誠愿望，就徹底地遭遇到“紅燈照”……　　時至今日，我對老廠長和湖北省葡萄糖廠還心存一份愧疚。因后來市場發(fā)生變化再加之經營管理不善、開發(fā)創(chuàng)新不足等原因，工廠陷入困境之后競被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房地產開發(fā)商收購而最終破產，我當年的一幫年輕的工友很早就成為“無業(yè)游民”，為此而付出的寶貴青春也付之于東流。在我的內心，始終有如此想法并對部分朋友提及：如果我當初大學畢業(yè)后返廠出任主要重點產品的葡萄糖車間主任或以后能成為廠領導，這個廠就不一定步入破產之途，因為玉米與紅薯的產品極利于人類的身體健康，綜合開發(fā)價值甚高且具有廣闊的市場潛力…… 前思后想，只能是一聲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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