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font color="#010101"> 記憶中的票證</font></b></h1><h3><b> </b></h3><h3><br></h3><h1><b><br></b></h1><h1><b>文：黃強生</b></h1><h1><b>圖：除署名外均為網(wǎng)絡配圖</b></h1><h3><b><br></b></h3> <h1><font color="#ed2308"> 七十年代的東街西口(靠近清道橋)</font></h1> <h1></h1><h1><b> "清道橋"是位于紹興東街橫跨府河的一座橋。原橋寬不過十余米，兩邊扶欄為鐵制，橋面為平板，無臺階無斜坡與兩邊路處于同一平面。該橋系東街連接大街(紹興人對現(xiàn)解放路的俗稱)的唯一通道，后由于拓寬解放路埋于路下。</b></h1><h1><b> 但"清道橋"也是一個地域名，它包括范圍大致為解放南路北端及解放北路南端，南后街北端及北后街南端，東街西端這一區(qū)域(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解放南、北路及南、北后街的劃分以東街為界，孰向東延長至新建南、北路的劃分也以東街為界，現(xiàn)在解放南北路及新建南、北路的劃分向南移至人民路為界)。</b></h1><h1><b> 清道橋在紹興一直屬于比較繁華的地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一區(qū)域商鋪林立，沿街鋪面基本上沒有閑置的門面。其中當時規(guī)模較大的有"朝陽飯店"(原沈桂記飯店)，華嚴弄囗的電器、廣播器材店(店后面是紹興廣播站)，華嚴弄斜對面為"楊鼎鑫五金店"，更有東街囗"郵電局"，郵局面前還有一溜地排開著代寫書信的檔口，東面便是當時紹興最大的醫(yī)療機構紹興第一人民醫(yī)院(紹興地區(qū)醫(yī)院)，其他更有酒樓茶肆，日雜百貨，估衣鋪鞋坊，行醫(yī)作畫等各行各業(yè)。因此當時繁華的清道橋在紹興商界及民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即便后來九十年代紹興的商業(yè)金三角即"國商大廈"、"供銷大廈"、"華誼公司"也在這一區(qū)域。正是由于清道橋的繁華及有著大量的人員流動，因此當時吸引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即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時間清道橋因為"黃牛黨"的集聚，成為了各種票證的賣買地而名聲遠揚(期間有一段時間黃牛黨曾經(jīng)移至人民路口惠蘭撟的酒家旁)。</b></h1> <h1><font color="#ed2308"> 現(xiàn)清道橋已埋入路下</font></h1> <h1><b> "票證"是我國在計劃經(jīng)濟時期，由于商品供應極為匱乏的年代，國家為了保障供需平衡，對城鄉(xiāng)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按人口定量定時發(fā)放糧票、布票、副食品、生活用品等的專用購買憑證，這些憑證通稱為“票證”。據(jù)了解我國最早發(fā)行的票證是在糧食通購通銷后發(fā)行的糧票。并在其后的幾十年間發(fā)放了食品類、副食品類及工業(yè)品類等各種各樣的票證，當時發(fā)放的極具時代特色的票證之多之廣據(jù)說堪稱世界之最。</b></h1><h1><b> 票證一般由各級政府的相關部門發(fā)放，以便對物資實行計劃供應。此外一些大廠礦企業(yè)、農(nóng)場、部隊、學校、公社等也印制一些票證作為內(nèi)部供應使用。各類票證通常由各相關部門按渠道由最基層的組織——居民委員會發(fā)放至各家各戶。</b></h1><h1><b> 各級政府相關管理部門發(fā)放的票證只是一種購買相應物資的憑證或權屬，它只有與貨幣結合才能購買到相應的物資并完成其使命。因此在理論上購買貨物的票證本身并無價值。然而由于票證發(fā)放的依據(jù)一般是以人口或工種(糧票的發(fā)放就是以工種為依據(jù))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同時由于當時國家百廢待興，又處于困難時期，推行的是低收入低福利高積累政策，以便用集中更多的財力支持各項建設。故當年人們的工資收入均較低，所以有些多子女家庭雖然發(fā)放到手的票證較多，但由于家庭收入較少，而有限的財力限制了其不能完全地購買配發(fā)的物資，因而就造成了這些人群出現(xiàn)了有多余的票證。同時又有一批人有財力改善生活質量但又因缺少票證而受到了限制。正是由于雙方的各自訴求所需因此出現(xiàn)了票證的流動，而促使票證流動的媒介就是貨幣，由此造成了將無價值的票證通過流動轉化為具有了一定的價值的商品，最終實現(xiàn)了票證的商品化并具有交易性。同時也由于票證的商品化及交易性催生了一個新的職業(yè)"黃牛黨"。</b><br></h1> <h1><font color="#ed2308"> 北京、廣西購物券</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錢江農(nóng)場內(nèi)部票證 </font></h1><h1><font color="#ed2308"> 黃強生攝</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錢江農(nóng)場內(nèi)部票證 </font></h1><h1><font color="#ed2308"> 黃強生攝</font></h1> <h1><b> “黃牛黨”就是俗稱的“票販子”，黃牛黨是倒買票證而從中謀取差價獲得利潤的一個群體。開始因票證較為單一故只倒賣糧票，后來隨著票證的增多所倒賣的范圍越來越廣，最終囊括了“吃、穿、用”三大類的全部票證。較為常見的如糧票、油票、肉票、雞票、魚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酒票、煙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煤油票、煤球票、自行車票、手表票等等?？傊?，由于當時大多數(shù)商品都是憑票供應的，需要什么樣的商品就得用相應的票證去購買。所以市場上有什么樣的票證出現(xiàn)，一般情況下在黃牛處均可買到。</b></h1> <h1><font color="#ed2308"> 肉蛋票</font></h1><h3></h3> <h1><font color="#ed2308"> 文革時期豐城棉花供應證</font></h1> <h1><b> 票證從類型上實際上可分為"票"及"證"，二者雖然均為購買貨物的憑證具有同一性，但二者又有明顯的區(qū)別：</b></h1><h1><b> 首先從其流動性看 </b></h1><h1><b></b><b>簡單的說即票是憑票加錢就可以買到相應的物資，供應商只認票、錢沒有其他附加條件。而證(購貨證)購買貨物側是在購貨證蓋章或記錄購買信息。因當時購貨證對于每個家庭都是十分重要的證件，故不可能交與其他人或進行交易。所以"票"的流動性比"證"要強。 </b></h1><h1><b> 其次從貨物供應方看 </b></h1><h1><b>通常情況下票與貨是具有對應關系的，即買出多少貨就得收回多少票，因此供應商及上級管理部門對貨票的核實較為容易，故對于票較難作弊。而購貨證購買貨物就比較容易作弊，因貨物供應商買出的貨物只在購貨證上蓋章或作下記錄，所以供應商出售的貨物與購買記錄不需也不可能一一相對。</b></h1><h1><b> 通過對票與證的簡單剖析就能比較出由于票的特殊性，所以票比證相對在流動性、可操作性要強些，因此其票體現(xiàn)在價值上要比證高些，所以黃牛黨交易的票證基本都是各種票為主。</b></h1> <h1><font color="#ed2308"> 縫紉機購買證</font></h1> <h1><b> 清道橋的票證買賣聚集不知形成于何時，也不知誰是第一個從事票證買賣的黃牛，這些都無從也沒有必要去考證。當年我們這群十歲左右的孩子，常常在玩耍及打鬧中見過票證交易，由于我們尚年幼故黃牛黨做票證交易并不忌諱我們這些孩子。由于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這批聚集在飯店門口及橋附近的這一群體，因此也熟知那幾個人是長期盤踞的黃牛。在清道橋的這批黃牛最多時約有數(shù)十人之多，有男有女，其構成人員也較為復雜，據(jù)了解主要有社會閑散人員，有當年的下鄉(xiāng)知青，也有附近郊區(qū)的農(nóng)民等組成。黃牛黨名聲不好，無社會地位可言，其本人及家屬子女往往因做黃牛感覺抬不起頭，而社會也將其視作另類。</b></h1> <h1><font color="#ed2308"> 挌爾木市面票</font></h1> <h1><b> 黃牛黨其實也是一個高風險職業(yè)，當時有關部門也多次干預及打擊。除相關部門日常進行打擊外，還在專項運動中進行集中打擊，如六十年代中"群眾專政指揮部"所發(fā)動的"紅色臺風"對其打擊過，七十年代打擊投機倒把時將其抓獲并進行了游街示眾等等。黃牛黨多數(shù)均系屢次被打擊者，抓進放出對他們是常態(tài)，但黃牛黨他們最怕的是在被抓時身上所有的票證將被全部沒收，因為這是最直接的損失。為避免被抓時搜出票證，黃牛黨們藏票證的方法各式各樣，有藏在鞋墊底下的，有藏在小弄堂里面墻縫里的，有藏在魯迅小學圍墻外的石頭底下的，也有二人配合的，即有一人懷揣票證躲在遠處了望著，另一人在招攬購買者，待有人購買時由另一人去取。反正為避免造成重大損失，一般黃牛黨本人身上只有少量票證，若有大客戶黃牛黨會十分警覺，并會易地交易。因此雖然屢次打擊其結果只是換來數(shù)日的安寧，因為有需求就有其生存的土壤，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當時票證產(chǎn)生的基本因素即市場物資的短缺的矛盾尚未解決，所以每次干預或打擊后只有一時的安靜，其一切照舊。</b></h1> <h1><font color="#ed2308"> 安徽省糧票</font></h1> <h1><b> 如果暫時撇開法律及道德層面，就事論事看待黃牛黨，其實際上這個群體是起了橋梁中介作用。假如沒有這個中介層次，買賣雙方均得象無頭蒼蠅一樣去亂碰了。而黃牛黨通過一段時間的蹲守最后都有一批較為固定的客戶，他們知道那些人有什么票要出讓(如不嗜煙、酒者出讓煙、酒票)，又有那些人需要那些票去滿足或改善生活(如嗜好煙、酒者需要煙、酒票)，從而方便了買賣雙方，并且黃牛黨也能獲得差價，應該說黃牛黨在特殊時期的票證流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再次重申我并無為黃牛黨在法律法規(guī)及道德規(guī)范之內(nèi)有開脫之意?。?！</b></h1> <h1><font color="#ed2308"> 遼寧、黑龍江、青海糧票</font></h1> <h1><b> 在改革開放后隨著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市場的開放搞活，物資從匱乏到充足，從賣方市場到了買方市場。我國計劃經(jīng)濟時期極具時代特色的票證，經(jīng)歷了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終于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逐步退出了經(jīng)濟舞臺，完成了歷史使命。由于市場供應充足，商品琳瑯滿目應有盡有。于是其票證買賣的基礎消失了，黃牛黨也不用打擊自動消失了。因而也佐證了票證黃牛黨的存在與商品及市場有著密切的關系。</b></h1> <h1><font color="#ed2308"> 北京汽油票</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濟南市絮棉券</font></h1><h3></h3> <h1><b> 對于黃牛黨這一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為何會從事這個職業(yè)，我想其一定有各種原因或理由。但其中一定有好吃賴做，投機取巧的部分人員。不然就不會在票證黃牛黨消失后出現(xiàn)倒外幣的黃牛，倒火車票的黃牛，倒醫(yī)院專家號的黃牛，倒賣演唱會票的黃?！?lt;/b><b>。</b></h1><h1><b> 在此文中我沒有對黃牛黨這一群體作褒貶，更無水平在理論上對其進行深度的剖析及評判，只是將青少年時的所見所知作一番敘述。僅此而已。</b></h1> <h1><font color="#ed2308"> 西藏軍區(qū)糧票</font></h1> <h1><b> 新中國成立后的這段票證使用時期，濃縮了我國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的歷史，基本上囊括中國農(nóng)業(yè)、商業(yè)、工業(yè)、服務業(yè)的發(fā)展史。是商品從匱乏到豐富，人民生活從貧窮過渡到溫飽，再逐步進入小康社會真實寫照。相信隨著祖國的強大，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市場商品的進一步充沛豐富，定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那種憑票供應的時代一定是一去不復返了。</b></h1> <h1><font color="#ed2308"> 南昌市郊區(qū)糧票</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濟南市肉票</font></h1> <h1><b> </b></h1><h1><b> </b></h1><h3><b><br></b></h3><h1><b> </b></h1><h1><b> 后記</b></h1><h3><b><br></b></h3><h3></h3><h1><b> 紹興曾流傳過二句話"靠活銅鈿辛苦用"，"辛苦銅鈿靠活用"(靠活——紹興方言，是輕松、容易的意思，銅鈿——錢、鈔票)。這二句話的本意分別是，"靠活銅鈿辛苦用"指文革期間由于制度的缺失，單位對工作時間和工作量的管理均比較寬松，從而出現(xiàn)靠活賺錢的現(xiàn)象；但由于當時生活資料短缺及匱乏，故想購買到生活物資卻得付出超過工作數(shù)倍的精力和體力。反之現(xiàn)在由于工作節(jié)奏加快，工作壓力大，賺錢不易。而市場商品豐富，應有盡有，購買商品基本上既不用票證也不需排隊，所以形成了"辛苦銅鈿靠活用"的局面。</b></h1><h1><b> 前幾天在微信中看了一個視頻，說八零后、九零后不理解在六、七十年代時購物不但要起早排隊而且還得有票證。他(她)們不解地說"為什么不去超市買"？就是??！他(她)們那里知道當年物資是如何的短缺匱乏，什么東西都得憑票供應，并且雖然有了票證但由于想購買到相對較好或較稱心的物資有時甚至得漏夜排隊。這些對他(她)們這一代來說真是天方夜潭。由此視頻勾起了我記憶深處的這些事件并記錄了下來，希望使得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們通過此文能了解到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曾經(jīng)由于因物資的匱乏而有過如此多的票證，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特殊行業(yè)"黃牛黨"，故作此拙文。</b></h1> <h3> </h3><h1><b> </b></h1><h1><b> </b></h1><h1><b><br></b></h1><h1><b> 2019年7月11日</b></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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